谁辅佐谁

“城阙辅三秦”争了一千多年，争的不是语法，是谁为本。｜ 阅读约 4 分钟

施蛰存先生是作家、翻译家、大学问家，文革中挨整，七十年代末平反。他在报纸上连载的唐诗赏析，后来结集为《唐诗百话》，成为一代人的唐诗入门读物，至今在网络上仍有大量读者。

我读到第二篇，就遇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：他解释不通“城阙辅三秦”。

这是王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的第一句。这首诗最有名的句子是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，其次是最后一句“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”。但我说，全诗第一句引起了千古争议，更应该出名。

其实施先生自己，先把门推开了一半。他在《唐诗百话》里写得很清楚：

“‘城阙辅三秦’这句诗，历来有不同的讲法。多数人以为‘城阙’指京都长安。如果依句子结构讲，这一句就应当讲作‘长安辅助三秦’。”

语法已经把答案给他了。城，就是城墙；阙，是宫殿。城阙，就是长安城。送朋友去蜀地，从长安出发，眼前看到的城阙，当然是长安。

可是他紧接着退了回去：

“但是，从事理上想一想，这样讲是讲不通的。北京与郊县的关系，总是郊县辅助北京，不能说是北京辅助郊县。”

问题就出在这个“事理”上。在他的事理里，中心天生是受辅佐的，不能是辅佐人的。三秦是围绕长安的关中平原，住的都是种地的百姓——按这个事理，只能是三秦辅城阙，怎么能是城阙辅三秦？

这说到底是一个问题：到底是百姓辅佐皇帝，还是皇帝辅佐百姓？

为了保住这个事理，施先生只好把“城阙”搬走，搬到蜀州去。他引陈子昂《谏讨生羌书》：“蜀为西南一都会，国家之宝库，天下珍货聚出其中，又人富粟多，顺江而下，可以兼济中国。”又引杜甫《论巴蜀安危表》：“蜀之土地膏腴，物产繁富，足以供王命也。”然后下结论：

“由此可见王勃送杜少府去蜀州，第一句就赞扬蜀中城市是三秦的支援者，这也是代表了一般的观点。”

这是牵强附会。蜀州能叫作城阙吗？更何况，两个人还在长安送别，人还没有走，怎么可能望见蜀州的城？为了让一句话讲通，他把整首诗的现场都挪了地方。

其实正确的观念，孟子早就说过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

设立城市，设立军队，设立国家，有一个皇帝，作用是保护民众，让民众能安居乐业，这是天道。而不是反过来，民众供养国家，是为了让君主歌舞升平。

而且这不是后人硬往王勃身上贴的。王勃的祖父王通，是隋末大儒，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天道民本。李密向他请教夺天下的策略，他回答的是：“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”——不拿天下，去换一个百姓的性命。王勃写出“城阙辅三秦”，是家学，是中国儒学文化的本来面目：三秦乃至全国的人民是本，城阙作为军事机构和权力机关，是为人民服务的。

所以这一句争了一千多年，争的其实不是语法。语法一点都不难，难的是观念：权力到底是为谁存在的。

施先生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都平反了，思想却依然绕不过君本位。面对王勃，面对王通，面对孟子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的倒退。

人平反了，观念没有平反。这大概不只是施先生一个人的事。